父親生於1931年，小時候家裡很窮，家徒四壁，父親身體很孱弱，經常生病。由於無錢治療，父親的身上留下了很多傷疤。特別是腿上，幾乎是疤連疤，一到冬天就被凍傷並感染，膿血不斷的從他腿上滲出，傷痛常常會折磨他整個冬季。為了生計，父親6歲就開始給人放牛。父親12歲時，祖父去世了，這時恰逢叔父出生，家庭生活全靠祖母一人支撐，生活更加艱難。所幸不久，祖母便遇到了繼祖父，瀕臨崩潰的家庭才得以繼續維繫。
繼祖父祖籍四川，被國民黨抓了壯丁當了兵，1943年被日本鬼子打散流落到這裡，於是便做了父親的繼父。
繼祖父的身體非常健碩，加之當了多年的兵，常年走南闖北，深諳人情事故。繼祖父遇事冷靜、膽大心細，頗有主見，來到家裡不久便讓家人乃至全村人都很信服。那時候家裡田少，僅靠幾畝薄田根本不能維持一家四口的生計。於是繼祖父便外出給人當腳力（俗稱「八條系」，即用扁擔籮筐給人當挑夫），因繼祖父腳力好，來找他的人很多，生意特別好，家庭狀況倒也過得去，在本村的貧下中農階層也算得是好的了。
繼祖父很快也很自然地成了這個家裡當家主事的男人。那時的女人都裹著一雙小腳，因此，外祖母就只能幹干家務活，加之叔父很小，需要照看，燒火做飯帶孩子，對於一個小腳女人來說，夠嗆了。所以地裡的活就由繼祖父掌墨，父親搭手，全盤包干了。父親只有十多歲，身體發育不良，體力十分不濟，但，繼祖父要求卻十分嚴格。繼祖父出生行伍，耳濡目染的就是雷厲風行，絕對服從；加上學問不高，當時也沒有推行素質教育，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教育倒是非常盛行，因此，繼祖父十分講究「言必行、行必果」，並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一整套量化管理辦法。農忙的時候，父親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放牛，吃罷早飯，就隨繼祖父下田，下午頭晌過後就又去放牛，直到天黑上了臉才能回家；農閉的時候也不輕鬆，除了雷打不掉的一天兩次放牛以外，餘下的時間不是砍柴就是打豬草，不要指望能偷懶，繼祖父給人當腳夫收工回家後是要檢查的：一查牛肚子是否吃到標準；二查柴草或豬草夠不夠重量（根據不同的季節制定不同的標準，稍作努力即能完成），如有差錯，輕者訓戒、重者懲戒（如罰站、罰跪、罰餓、罰勞作）、再重者罰笞（用細竹棍抽臀）。當然，如果做得好，是有獎勵的，比如給點零用錢什麼的。
後來，父親為了證明繼祖父的狠心，經常給我們講這樣一個故事：說有一天天不亮就起來放牛，實在困了就把牛繫在荒包的小樹上讓其吃草，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在草地上睡著了。睡醒後發現牛不見了，怎麼也找不到，回家後不僅挨了繼祖父的棍子，還罰跪罰餓，當時還真的以為牛丟了，心裡非常馴服，正在暗自慶幸順利過關，等懲罰完了卻被告知，牛並未丟失，是繼祖父把牛藏了起來，這不是故意陷害嗎？
我並不認為繼祖父「藏牛」的目的是為了陷害父親，因為即便繼祖父再不喜歡父親，他也大可不必這樣做。在那萬惡的舊社會，一個父親要對兒子實施懲罰是不需要有什麼理由的，繼祖父之所以這樣動用心機，我看出發點還是值得肯定的，無非是想矯正自己兒子不負責任的行為，從理論上講，一波三折的經歷能讓人長久記憶，也虧了繼祖父的用心如此良苦。但我同時認為，繼祖父的這種教子方式並不適合父親，根據父親當時身心發育正值心智敏感、多疑、脆弱年齡階段的實際情況，我看正確的教育方式還是應當以激勵為主，充分培養其自信心和上進心，讓其心智得到健康的發育。
事實正是這樣。一方面，繼祖父對父親懲戒式的教育，使父親對繼祖父產生了一種本能的心理恐懼，因而事事服從，溫良恭順，但這種服從是一種懾服，在其內心深處，卻藏匿著強烈的仇恨和對抗；另一方面，這種教育的直接後果是將膽小怕事、謹小慎微、敏感狹窄的性格特性牢牢地嵌在了父親少年的心中，並成為父親悲劇人生的導火線。
說實在話，我對繼祖父的評價是挺高的。在我能夠記事的時候，繼祖父就與我的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，可以這樣說，我的童年的全部和少年的大部分生活、學習、勞作史，都是在繼祖父的關懷、照顧、教育和影響下寫就的，直到1976年繼祖父去世。現在我仍然記得繼祖父經常掛在嘴邊的兩句話：「吃的不少，打的不饒（意即獎罰分明）」、「不要惹事，不要怕事」。前八字為對內政策，與鄧老的對內政策怎麼想怎麼像；後八字為對外政策，則與毛老著名的「人不犯」政策異曲同工。正是本著這「十六字方針」的教育，我與我的同胞們在家享受著勞動的緊張與快樂；在學校裡彰顯著熱情而自信的風貌，深受老師和同學們的喜愛。
也許正是由於我對繼祖父的敬愛，從而使我對一向仇視他的父親有一種潛意識的拮抗，並且為雙方的感情溝通構築了一道屏障，這當然是後話了。
且說在繼祖父的悉心經營下，父親一家的生活條件可謂日新月異，一年一個新起點。到1949年初的時候，家裡已經具備了買田置地的能力，正當繼祖父準備大展宏圖的時候，一場突然的變故徹底敲碎了他的希望。
祖母這時得了一場大病（據說是腿骨結核），經過輾轉治療，用光了積累總算保住了腿子，但卻落下了殘疾。
小時候繼祖父每次給我講這事的時候總是首先一聲歎息，然後話鋒一轉說：「都是命中注定的哈，不然我們家至少也要劃個富農，那現在的日子就不好過囉」。
繼祖父雖然斷了置田的念頭，接著卻又動了育人的打算。這時，叔父已到了上學的年齡，繼祖父決定送叔父去城裡上學，為了顯示公平，同時決定送父親到私塾去讀書。但好景不長，由於國家制度的更替，私塾被禁，父親只得輟學回家。這一年父親已經20歲了，繼續讀書確屬不切實際，並非繼祖父偏愛叔父。
父親的確是個讀書的天才，若在現在，說不定可以考個清華、北大讀一讀，畢業後怎麼也是個國家棟樑。當時父親只是斷斷續續讀了3個月的私塾，就能夠讀報、寫字、打算盤，更出色的是，他能夠左手算珠算，右手記數字，雙手並用。這在方園二十里曾一度被傳為佳話，也著實讓父親風光了一把，直到他去世之前，似乎還一直都把自己當作知識分子的一員。
新中國的成立、人民的當家做主，似乎沒有使父親的地位發生像咱國家那樣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對於祖父母來說，打土豪、分田地，他們的確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，房子有了，地也有了，過上好日子就有希望了。而這些分來的農田在父親看來卻無疑就是關押自己的囚牢，書讀不成了，自己的身體又不是幹活的料，這樣的日子，整日裡還要面對忌若鬼蜮的繼父，豈能不讓人悲哀？
父親後來常常念叨：如果遲幾年解放，唉，我就肯定不是這樣子，最起碼也是個國家幹部。當然這話是擱文革後說的，跟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一直是父親至死不渝的行為準則。但這話也充分證明，父親對「解放」是有意見的。解放是不錯的，但在解放的時間把握上不夠恰當，毛主席在指揮人民解放軍揮師南下之前，沒有充分考慮咱父親正在讀私塾的實際情況，造成了一個農民的兒子荒廢學業的嚴重後果。試想，咱父親只用了3個月的時間，就取得了如此輝煌的學習成果，如果再用三年，豈不就造就了一個知識天才了嗎？看來偉人確有犯錯誤的時候。
面對現實是痛苦的，而更痛苦的事是你不得不面對它。父親要面對的現實是：他的理想和專長及身體狀況都要求他做一個文人，而社會、家庭卻只能給他一種選擇－－－做一個農民。對父親來說，做文人有成功的優勢，做農民則只有失敗的劣勢。明明知道最終的結局會很失敗，命運卻偏偏要這樣安排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父親的心情很無奈。可見，在物質條件極度匱乏的情況下談自由，無異於意淫，聊以自慰而已。
這樣，父親的生活又回復到了未上私塾前的狀態。只不過父親當時已經20有餘，是成年人了，因此，繼祖父在管理上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嚴格了，並且常常向父親灌輸之所以要辛勤勞動的目的，完全是為了父親、叔叔和這個家的未來，云云。繼祖父說這個家是你們的，不是我們的，我和你媽只不過是個幫工而已。說這話當然旨在激發父親的主人翁責任意識，從認識的高度解決父親在生產勞動態度上存在的嚴重問題，只可惜收效甚微。父親非常堅定地認為自己就是這個家裡的一條牛，勞動成果的好壞似乎與他關係不大。所以，對於繼祖父給他安排的農活，他總是抱著力所能及、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的態度為之。父親做了一輩子農民，連耕田、耗地這些最基本的農活都過不了關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。 |
